第二種則和本章的討論有關，即竄改或捏造某事的人。

所以在一七八九年，一位蘇格蘭醫師，同時也是紳士農場主、自然哲學家，能夠慧眼獨具，在鄰近鄧巴鎮（Dunbar）的海岸所露出的岩床中，察見地質時間的廣袤，可謂成就非凡。用這兩個詞的分野來說明就是，雖然赫頓引領我們初探了地球時間的輪廓，但劃分時間刻度、填補特定時機的工作，耗費了地質學家過去兩個世紀的時間。

均變說乃是假設現今所見的地質作用，與過去進行的作用是相同的。如花崗岩、片麻岩等結晶岩，屬於原生或「第一紀」（Primary）的岩石，而如石灰岩、砂岩等層狀岩石，則屬「第二紀」（Secondary）。雖然赫頓眼中各種作用循環不息的世界令人神往，但他的論述在某些層面上過於虛幻縹緲，沒有扎扎實實、一點一滴的重新建構地球的演變歷程。早期試圖用地質紀錄譜寫地球歷史時，所秉持的理念是，過去在不同的時點，會有特定類型的岩石在全球各地形成。行星的運行模式在十七世紀受到闡明，熱力學與電磁學的定律於十九世紀提出，原子的祕密則在二十世紀初揭櫫於世，而我們能夠得知地球的年齡，或清楚了解地球整體的運作方式，都是在這些成就之後

透過此種簡單但革新的推算方式，赫頓顛覆了主流看法。若沒有他們兩人，達爾文（Charles Darwin）便不可能領悟到時間透過物競天擇，形塑生物面貌的力量（達爾文搭乘小獵犬號〔HMS Beagle〕環遊各地五年的期間，萊爾的古老地球論不斷在他腦海迴響。文：陳亞辰｜攝影：林辰鍵 前言 人總說，孩子需要父母的陪伴。

」 Photo Credit: 林辰鍵攝影，點讀華山提供 把顧客當朋友，貼心培養出忠實客群 即便品牌創業維艱，又得兼顧三歲幼兒，但每每收到消費者好評回饋，總是令夫婦倆感動莫名，得知又有敏感肌的寶寶或大人，因為子有你的產品而獲得救贖，讓他們不斷期許自己將產品做得更好。現在，他們讓愛傳出去，希望能夠呵護到更多受敏感肌所苦的大朋友、小朋友們。」當他們在工作上遇到困難或低潮時，抱抱親親孩子，瞬間就能獲得滿滿的能量。也因為定位在文創類型，包裝上不見多彩色塊或者卡通圖案，而是與插畫家鄧彧創立的紙上行旅合作包裝設計，以極簡線條構成的插畫作為主視覺和logo，媲美精品等級的包裝，還獲得金點設計標章肯定。

2. 接觸陌生市場時，如何尋找值得信賴的合作對象？ 不走陌生開發，合作廠商都是經由可信賴的朋友、公司甚至政府認可背書，並在正式合作前經過多次溝通以及理念上的磨合，多數在合作之後都建立起如同朋友般的情誼因為他們的每個決定，都有機會成為判例，也就是法律的一部份。

作為公權力運用的一種，他們應該考慮道德規範上的證成來判決。一個政權的憲法性文件，就是蘊含著最多有關權利和政治原則聲明的地方。區諾軒陳情面向的，其實是我們每一位香港公民。這時只恨沒能力可以幫上甚麼忙。

對那些律令，人們沒有遵守的義務。Dworkin重視法庭的公共角色。甚麼才是最有力的證成？那就是：對我們作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的諸道德權利作最大保障的，就是最有力的證成。這應該是每一個法官的責任（當然愈高級，成為案例的機會愈高，責任就愈大）：香港沒有專職的憲法法官，但Dworkin也從沒有說他的觀點只對聯邦大法官有效。

我中學時就因為在行人路上踏單車而收過罰單，上過法庭認罪，這裡自然沒有甚麼原則性的權利爭論。面對這些條款，無論怎樣詮釋，大抵都和Dworkin對證成的想像相去甚遠：這些都是自由而平等的香港公民的想像的反面。

Dworkin最關心也最有學術貢獻的，是美國的憲法案件判決。這是甚麼意思呢？其實但凡可以送上憲法法院的（或者，香港的終審法院的），都是在原則上有爭辯性的案件，所以才要仔細反覆的辯論，直至控辯雙方都把理據說透，要回應的都充分回應為止（所以判辭可以有百幾二百頁）。

區諾軒說，法官應該要為社會規範而判案，我想，就是這個意思：法官尤其是普通法法系的法官，應該是從根本政治原則的高度，去思考公民權利在社會的具體應用，並給出指引。之前他被判襲警罪成，他在給法官的陳情信中提到法律學者Ronald Dworkin，說法官應該在判決時，著眼判例給社會開出一個怎樣的未來。換句話說，一個好的大法官，應該是一個好的政治哲學家。然後讓有最多理據支持的，成為案例，最終成為法律（他心目中的法制模型明顯是英美的普通法）。只能精神上聲援老友，那就只好寫一篇，談談Dworkin說的是甚麼，又為什麼和我們（不）相關。Dworkin的貢獻正是提出這一點：如果不把這些法律權利理解為政治道德，我們無從理解憲法約束公權力的邏輯何在。

因為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，公權力的最終的權力來源，應該是每一位自由的公民根據理性的認同（consent）。然後法官和法律程序，就是公正無私的理性的制度載體，開誠佈公來仲裁。

美國憲法是典型，英國也有權利法案，甚至香港的基本法，也有整個第三章羅列香港的公民權利。Dworkin之所以可以如此振振有辭，將對憲法最好的證成等同於最好的詮釋，是因為美國的憲法的確本身就很單純地蘊含了很多政治道德原則：那是民主革命的產物（當然有美化，華盛頓本人就是個奴隸主，這裡不詳說）。

權利聲明的背後，其實都是一些政治原則，或者說政治道德（political morality）：我們身為公民，都有一些不容侵犯，也就是不應該（should not）被侵犯的權利，譬如我們的人身、言論、信仰、結社集會自由。對他來說，一個良好運作的法庭，不僅是自由民主社會的重要一環，甚至可以說是其象徵。

反過來說，法官乃至所有公民，都應該嘗試從原則性的高度去理解這些權利，尤其是我們爭論一些爭議性的案例的時候。法官看的不應該只是條文，而是判決會為社會建構一個怎樣的社會規範。Dworkin說理想的法庭應該是一個forum of principles，當事的公民們為了make their case，提出不同的對權利的解讀。但也許，這也可以理解為香港的法制的先天缺憾。

條文沒有說清楚的，要怎麼判？Dworkin說的就是，法官應該根據憲法文件背後，並沒有明白寫出來的原則來宣判。但在法庭的陳情，又何嘗只是希望說服法官。

我如果偷走你的錢包，當場人贓並獲，那就是盜竊，條文可以介定清楚，也就沒有甚麼原則性問題好爭論。但世事往往沒有這麼簡單。

為什麼？因為法庭面前，人人平等，那裡是我們可以申說爭辯我們應該擁有甚麼法律權利的地方。這些案件之所以是爭議性，往往是因為的確是踏中了法律條文沒有清楚界定的空間。

那甚麼才是好的詮釋？他指出，最能為整個憲政制度，也就是基本政治制度，提出最有力的公共證成（justification）的，就是最好的詮釋。舉個例，公民抗命是否應該受刑罰？要罰多重？對財產和人身的破壞可接受到的程度又是甚麼？這都不可能在憲法的層次上有很清楚的分界，事實上，香港和台灣法院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就已經十分不同，儘管兩地相關的刑事條例可能分別不大（註：兩地法系亦不同，這裡不詳論）。既然沒有明白寫出來，靠的自然就是詮釋。香港和大陸呢？共產黨領導可是寫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入面，基本法開宗明義說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法源是來自共和國憲法，人大常委對基本法有最終解釋權。

今天香港的法官中有讀過Ronald Dworkin的興許不多，有認真研究這位法律哲學大家的我猜沒有，區的陳情大約對牛彈琴。那些條文說的是，任何公權力試圖侵犯這些權利的行徑，都是沒有任何正當性的

面對這些條款，無論怎樣詮釋，大抵都和Dworkin對證成的想像相去甚遠：這些都是自由而平等的香港公民的想像的反面。換句話說，一個好的大法官，應該是一個好的政治哲學家。

之前他被判襲警罪成，他在給法官的陳情信中提到法律學者Ronald Dworkin，說法官應該在判決時，著眼判例給社會開出一個怎樣的未來。舉個例，公民抗命是否應該受刑罰？要罰多重？對財產和人身的破壞可接受到的程度又是甚麼？這都不可能在憲法的層次上有很清楚的分界，事實上，香港和台灣法院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就已經十分不同，儘管兩地相關的刑事條例可能分別不大（註：兩地法系亦不同，這裡不詳論）。